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張杰

轉自：戰略前沿技術

美國軍事理論家彼得·辛格曾這樣說：“5000年來戰爭一直是人類的獨角戲，而現在，這個局面已經結束了。”從戰爭形態的演變看，當“機械技術”走入戰場時，它催生了飛機、坦克、大炮、戰艦、潛艇等機械化作戰裝備；當“信息技術”走入戰場時，它催生了導彈、精確制導炸彈、遠程通信等信息化作戰裝備；而當“人工智能技術”走入戰場時，它催生了軍用機器人、無人機、無人車、無人船、無人潛航器等智能化的作戰裝備。可以說，人工智能正在顛覆人們的“自然界”思維、“人類社會”思維和“軍人倫理”思維，它也不可避免地正在一點點地改變軍隊的戰斗文化形態。

軍事智能化，要求戰斗文化建設的主要關注點由“以人為中心”向“人-機兼顧”轉變。戰斗文化所面臨的全新問題已然展現出來。自從戰斗文化誕生以來，它很重要的一個使命，就是培育“人”的戰斗精神。拿破侖就曾說：“勇敢的行為可以獲得勝利，同時也應該得到勝利。”然而在智能化戰爭中，在前線“拼命”的可能大部分都是軍用無人機、無人車、無人船、無人潛航器、無人操作士兵等智能化機器人，有血有肉的人則遠離戰場一線，在后方“遙控”，甚至有時連“遙控”的工作都不用做，因為智能化機器人會“思考”，他們一旦受領任務便會自主地“尋思”完成任務的最佳方案。智能化的機器人，既不會感到害怕也不會感到膽怯，既不會為受傷感到疼也不會為死亡感到恐懼，但同時他們依靠高度發達的人工智能“大腦”，卻并不是完全被“操控”的，他們有自己的“思想”，能夠自主地與其他智能化機器人交流信息，或者說是“私聊”“侃大山”，而且他們還可能有情感，有“喜怒哀樂”，有可能產生“喜悅”“親近”“嫉妒”“鄙視”“厭惡”等情緒。因而，人與智能化機器人之間，就不再是過去那種簡單的人與武器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變得更加復雜。這是戰斗文化建設需要關注的一個重要的新情況。

自主深度學習與類腦計算技術，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對“學習”的認知。自主深度學習作為一種類腦計算模型，是機器學習研究的新領域，其核心是模仿人腦機制，建立模擬人腦分析學習的人工神經網絡，解釋圖像、聲音和文本等數據，實現大數據內在特征的分布式表示，以及從數據到知識的歸納學習。這一新情況，使得智能化機器人能夠自主地學習他們出廠時所沒有輸入的“新知識”，向身邊的人類學習甚至向身邊的其他智能機器人學習。因而，“學習”將不再是官兵的專屬“訓練科目”，它也必須是為智能化機器人“充電”的重要項目，因此籌劃和布置戰時的“學習”，就必然需要涵蓋“人”與“智能化機器人”兩部分，這也是過去傳統戰爭中所無法想象到的。在這樣一種新情況下，傳統的那種單純著眼于塑造“人”的戰斗精神、促進“人”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戰斗文化形態，必然難以適應新型戰爭。為了適應未來智能化戰爭，戰斗文化應跳出原來僅僅局限于關注“人”自身精神世界的傳統模式，更加關注有著自身獨立思維能力的智能化機器人的“精神世界”，將智能化機器人的“思想情況”“情緒情況”“戰斗精神情況”和“彼此交流情況”作為戰斗文化的重要關注點，努力形成適應智能化戰爭需求的智能型戰斗文化。

同時，軍事智能化對戰斗文化建設的高科技含量特別是智能化含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從“物”的科技含量來看，人工智能新技術大量應用于武器裝備的研制開發，導致武器裝備體系的性能發生質的飛躍，武器裝備的高科技含量特別是智能含量大幅度提高。人工智能技術的登場，很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戰斗的“場景”，由“人VS人”的戰爭，變成“機器VS人”或者“機器VS機器”的戰爭。另一方面，從“人”的科技含量來看，武器裝備發生的質的飛躍特別是智能化武器的出現，又幾乎強制性地要求提高武器裝備使用者的科技素養特別是人工智能科技素養，即根據高科技武器裝備特點培養塑造具有高科技素養的戰斗人才。

人工智能技術正在顛覆性地改變戰爭制勝的內在機理和戰斗文化的作用機理，這也倒逼著與智能化戰爭相適應的戰斗理論文化必須迅速發展，它必須盡快回答這樣一些緊迫的理論問題：智能化戰爭條件下的戰斗文化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如何建設這樣一種形態的戰斗文化？智能化戰爭需要什么樣的戰斗精神、如何培育這種戰斗精神？智能化機器人參與的戰爭需要什么樣的軍人倫理、如何塑造這種軍人倫理？等等。總之，與智能化戰爭相適應的戰斗理論文化，必然具有強烈的智能時代特征，不論其表述方式如何、側重點如何，戰斗的智能型文化已然深深地嵌入其中，這是其與以往任何一種戰爭形態條件下的戰斗文化之根本區別。